“……父母对于子女，应该健全的产生，尽力的教育，完全的解放。”呼喊“救救孩子”的鲁迅，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如是写道。

除了鲁迅，还有钱基博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胡适、丰子恺等一众学者、作家、画家，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，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，使得“父亲”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。

用报纸打儿子屁股

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，即周海婴。儿子出生时，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，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，他果断回答：“留大人。”结果母子平安。

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，称其为“小红象”，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“小白象”，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，所以叫“小红象”。

在儿子成长过程中，鲁迅基本按照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的思想来实行，让他“完全的解放”，其中又说：“我现在心以为然的，便只是爱。”据周海婴所著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介绍，鲁迅的教育方式是“顺其自然，极力不多给他打击，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，除非在极不能容忍，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”。有一天，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，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。后来，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：“打起来，声音虽然响，却不痛的。”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去世，次日，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他的遗嘱，其中第五条写道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，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，成为无线电专家，一生“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”。

平时不亲热，只知责怪

1908年9月，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，他发表了《论家庭教育》一文，在文中，强调“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”。

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，女儿五岁时夭折，长子胡祖望、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，胡适忙于公务，无暇顾及。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，但仅读了几年私塾，又酷爱打牌，对于孩子的管教，少投入精力，多有责怪，不甚得法。

在家庭教育中，胡适虽然倡导“独立、合群、重学”，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。1929年，胡适给胡祖望写信，希望锻炼他过独立、合群、用功读书的生活，其中说：“功课及格，那算什么?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，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。功课要考最优等，品行要列最优等，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，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。”这时，胡祖望十岁，离开父母，独自在外上学，父亲如此高的期望，恐怕只会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次年，胡适即大失所望，接到学校发来的 “成绩欠佳”的报告单，怒道：“你的成绩有八个‘4’，这是最坏的成绩。你不觉得可耻吗?你自己看看这表。”

最终，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，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;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，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。晚年，胡适对秘书说：“娶太太，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;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，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，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。母亲有耐心，孩子没有教不好的;孩子教不好，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。”可谓沉痛之语，意味深长。

在给江冬秀的信中，胡适亦自我反省道：“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。平时不同他们亲热，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，习气不好。祖望你交给我，不要骂他，要同他做朋友。”